中国勘察设计企业“走出去”，已非新题。从20世纪援外工程起步，到本世纪初跟随“走出去”战略试水国际市场，再到“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大规模参与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这条路已走过20余年。然而，当下这一命题的内涵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
变化来自两个方向：向内看，国内城镇化进程进入下半场，传统基建市场增速放缓，勘察设计行业面临产能过剩与竞争加剧的双重压力；向外看，全球基建市场规模持续扩张，绿色低碳与数字化转型催生新的需求空间，但国际竞争格局日趋复杂，标准壁垒、合规成本、地缘风险等挑战交织叠加。在此背景下，“走出去”对勘察设计企业而言，正在从国内业务的“增量补充”转变为关乎长远发展的战略支点。
驱动这一转变的力量并非仅来自市场本身。从国家层面的战略部署到部门层面的制度安排，一套日趋完整的政策体系正在为企业远征提供方向指引与制度保障。这套政策体系的核心逻辑是推动勘察设计企业从过去跟着项目走的单点突破模式，转向围绕区域市场布局、技术方案输出、标准适配、本地组织建设和风险控制的体系化经营模式。换言之，政策正在引导行业完成从“项目出海”到“体系出海”的能力跃迁。本文试图从这一视角出发，系统梳理当前支撑勘察设计企业“走出去”的政策框架，分析政策落地的实践进展与面临的挑战。
▌1. 国家战略部署
2026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五五’规划纲要”）正式发布。“十五五”规划纲要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作出专章部署，提出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深化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同共建国家人民“心联通”。对勘察设计企业而言，“硬联通”对应的是物理基础设施的设计咨询市场，“软联通”指向的是规则、标准对接这一制约行业国际化的核心瓶颈，“心联通”则关乎属地化经营中的社会认同与文化融入。三者构成有机整体，缺一不可。
“十五五”规划纲要还就完善投融资体系、加强海外利益保护作出安排，直接回应了企业在海外经营中面临的融资困难、汇率风险、政治风险等现实挑战。从政策逻辑上看，“十五五”规划纲要不再将“走出去”视为孤立的商业行为，而视其为嵌入国家对外开放总体格局的系统工程。
2025年底召开的全国住房城乡建设工作会议进一步将这一战略意图具体化。会议明确提出，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推动建筑业“走出去”，充分发挥“中国建造”的整体优势，整合建筑业上下游产业链，并将用好与东盟、中亚、阿拉伯国家等建设部长会议机制作为制度化抓手。这一部署释放出三重信号：其一，两个统筹意味着“走出去”与国内市场被置于同等战略地位；其二，整合产业链和整体优势的强调，表明政策导向已从鼓励单个企业“出海”转向推动全产业链协同“出海”，勘察设计作为产业链前端环节被赋予引领性角色；其三，“建设部长会议机制”的运用，标志着政府层面正在为企业搭建制度化的合作通道。
全国住房城乡建设工作会议还提出要编制实施“十五五”建筑业发展规划，研究修订建筑法。建筑法的修订意味着“走出去”不仅停留在政策号召层面，还将获得法律层面的制度保障，这将对勘察设计企业的海外经营产生深远影响。
▌2. 标准国际化推进
标准不兼容，是中国勘察设计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最具结构性的障碍。长期以来，中国企业在海外项目中多处于“适应标准”的被动位置，多数项目需采用国际标准或所在国标准，即便中国部分标准指标更优，仍需额外支付检测认证费用，沟通成本与合规成本高企。这一局面的形成有其历史原因，但改变正在发生。
2025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启动40余项国家工程建设标准外文版翻译工作。2026年4月，国家标准外文版全文免费公开功能正式上线运行。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管理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此项工作由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国家铁路局等部门协同推进，首批专项工作涵盖“新三样”、大型成套设备、北斗导航、智能制造、网络安全、共建“一带一路”（一期）、石油天然气7个领域，共涉及近800项国家标准外文版编译任务。
从编译重点来看，标准外文版工作呈现出清晰的产业导向。产业转型升级方面，围绕重型工程机械、高速列车、大型冶炼设备、高端数控机床、高端新材料等领域编译发布了一批关键标准外文版；绿色化发展方面，紧扣“双碳”战略目标和全球绿色发展需求，重点围绕光伏、风电、水电、核电、新型储能等领域推进；智能化应用方面，立足新一代信息技术、量子科技、人工智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加快布局，其中《人工智能大模型第1部分：通用要求》已发布英文版、老挝文版和柬埔寨文版，为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构建开放协同的人工智能创新生态奠定了基础。
标准外文版的编译与公开，表面上是技术翻译问题，实质上是国际工程话语权的制度性建构。当中国标准以系统化、成体系的方式进入国际市场，勘察设计企业在海外项目中采用中国标准的技术门槛和沟通成本将显著降低，中国设计咨询企业也得以从过去“被动适应标准”转向“主动输出标准”，从技术规则的接受者转变为技术规则的共同制定者。
与此同时，地方层面的标准国际化探索也在推进。2026年5月，上海市率先发布了《2026年上海市工程建设标准国际化工作要点》，提出推进标准国际化基础性研究、开展标准比对分析、推进重点领域外文版标准编制、参与国际标准编制等系统性安排。该工作要点特别提出要“引导促进中心成员单位在其承接的海外项目上，积极采用中国标准，提升中国标准在项目所在国的认可度与影响力”。
企业层面同样在实践中积累了标准对接与国际化推广的经验。机械工业勘察设计研究院收集并翻译了美国ASTM系列规范56本、欧洲规范85本，开展系统化的对比研究，建立相互对接转换的技术架构，其阶段性成果《中美常用岩土工程标准对比分析》已于2024年出版。泛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联合西南交通大学同老挝公共工程与交通运输部合作，推动编制《老挝城市规划设计技术规范》，首次将中国标准在他国实现制度化落地。
▌3. 行业专项政策
长期以来，在以施工总承包为主导的“出海”模式下，设计咨询往往被视为施工的配套环节，企业参与海外项目的主要方式是为总承包方提供设计分包，鲜有机会从项目策划、方案设计到造价控制、施工监管全过程介入，使得中国设计咨询企业虽参与了大量海外工程，却难以在价值链前端形成话语权和影响力。
改变这一格局的政策努力，集中体现在商务部等19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促进对外设计咨询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的通知》中。该通知设定了到2035年我国对外设计咨询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显著增强、在对外承包工程价值链中的地位明显提升、对对外承包工程发展的带动和引领作用更加有力的目标。这一目标定位直指上述结构性困境，“地位明显提升”与“带动和引领作用更加有力”的表述，清晰地传达了当前政策着力点的深层逻辑：改变过去对外承包工程“重施工、轻设计”的格局，让设计咨询从“跟随施工”的配角地位走向“引领产业链”的前端位置。
▌4. 地方配套政策
近年来，多个省份在建筑业“走出去”的地方政策上也进行了各具特色的探索。
江苏作为建筑业大省，其政策创新的核心关键词是“协同”。在关于加快建筑业转型升级的政策措施中，江苏提出支持国（央）企和民企“抱团出海”、产业链上下游“组团出海”、建造与制造“协同出海”。这一表述将“协同出海”从企业行为上升为政策导向，强调的不再是单个企业的竞争力，而是整条产业链的协同效应。在配套措施上，江苏提出对建筑业企业承接境外工程项目开具各类保函给予支持，并建立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
山东临沂则采取了“量化目标与部门协同”的模式，联合多个市直部门制定支持建筑业企业“走出去”的若干措施，设定了省外完成建筑业总产值占比和境外承包工程营业额的明确目标。这种目标牵引的方式，为地方政策的执行提供了可考核的抓手。
上海如前文所述，开展了标准国际化的先行探索。《2026年上海市工程建设标准国际化工作要点》不仅提出了具体的工作任务，还建立了“工程建设标准国际化促进中心”。这一协作平台，集聚成员单位海外资源与专业优势，在信息共享、项目对接、专家支持等方面提供服务。
陕西则代表了一种“战略升格与金融配套”的路径。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印发的《推动全省工程勘察设计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将实施“走出去”纳入“推动企业做优做强”的政策板块，与产业体系建设、民营企业培育并列表述。在政策工具上，陕西特别强调金融支持与信息服务的捆绑推进，提出鼓励银行保险机构和融资担保机构为企业海外工程项目提供风险保障和融资增信支持，并会同商务部门为企业承揽境外业务牵线搭桥。这一做法与陕西此前建立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奖和国际工程项目创优奖制度形成配套，构成了“前端激励+后端保障”的政策链条。
从近两年的行业动态中，可以观察到政策引导下企业“走出去”方式的若干重要变化。
▌1. 设计引领：从“配角”到“主角”
设计咨询在海外项目中角色的变化，是政策效果最直观的体现。中国电建贵阳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承担主要设计任务的坦桑尼亚朱利叶斯·尼雷尔水电站于2026年全面投运。该项目总装机2115兆瓦，年均发电量63.07亿千瓦时，投运后可为坦桑尼亚全国电网提供近一半稳定电力，从根本上缓解该国长期电力短缺问题。该院在此项目中负责项目整体基本设计，并承担大坝、引水系统、导流洞、金属结构等关键部位的施工图设计。团队在建设中攻克了大泄量泄洪消能、软硬岩互层大坝稳定、热带碾压混凝土温控等五大技术难题，采用的国内首创消能技术首次在完全外方业主、执行国际标准的海外项目中成功落地，标志着中国勘察设计企业在海外大型水电项目中从“施工跟随”向“设计引领”的实质性转变。
浙江数智交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斯里兰卡承接的科伦坡外环高速公路三期项目，则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趋势。该项目面对的是英国BS规范体系下的设计环境，项目团队在三个月内完成从语言适应到自主编写全套计算书模板的跨越，最终获得鲁班奖和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的双重认可。这一案例说明，中国设计企业不仅有能力“走出去”，而且有能力在标准迥异的国际市场环境中建立起自身的技术信誉。
▌2. 模式创新：从管理输出到模式输出
2026年8月，湖南省建筑设计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德元机械设备（赞比亚）有限公司签署CAMCO总部大楼全过程代建合同。这一签约的实质意义在于：中国设计企业输出的不再仅仅是图纸和技术方案，而是包括管理体系、流程标准在内的整套服务能力。
泛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安哥拉敦多市的生态新城项目，则将这种“体系输出”推向了一个更具雄心的层面。该项目占地4.14平方千米，采用EPC模式建设，涵盖城市总体规划、市政道路、供排水、电力系统、生态绿地、住宅与公建综合体等内容，采用中国设计规范、管理标准和施工技术，实现了从“工程交钥匙”到“城市交钥匙”的模式跃迁。与赞比亚代建项目输出的是“管理体系”不同，安哥拉新城项目输出的是“城市发展模式”——从规划理念到建设标准、从技术规范到运营机制，整套体系在海外实现了落地。这一案例说明，“体系出海”的核心不仅是技术能力的输出，更是治理模式和制度经验的系统化转移。
▌3. 绿色转型：新赛道上的政策机遇
全球绿色低碳转型为勘察设计企业“走出去”开辟了新的市场空间，中国煤科重庆设计院承接的老挝波里坎塞省100MW光伏电站勘察设计项目及配套升压站EPC总承包项目，正是绿色能源业务海外布局的一个缩影。从传统的交通、电力基础设施到新能源、环境治理、智慧城市等领域，勘察设计企业的海外业务版图正在拓宽。这种多元化趋势与全球基建市场从“传统基建”向“绿色化、数字化”演进的大势相吻合，也使得“走出去”的战略价值不再局限于业务增量的获取，而具有了参与全球产业转型的更深层意义。
政策体系渐趋完备，实践探索持续深入，但将政策意图转化为行业普遍能力，仍面临若干需要正视的问题。
其一，政策协同的“最后一公里”。“走出去”涉及住建、商务、外交、发改、金融等多个部门，政策之间的衔接效率直接影响企业的实际感受。以标准国际化为例，住建部门主导标准外文版的编制与发布，商务部门推动境外可持续基础设施标准的制定与推广，两者如何在操作层面形成合力，避免企业在多重标准体系中无所适从，仍需机制化的协调安排。中国标准在海外项目中的适用性与可接受性，涉及技术、法律、文化等多重维度，仅靠行政推动难以完全解决，需要通过更多的项目实践和技术对话逐步建立国际公信力。
其二，“体系出海”的能力门槛与行业分化。从“项目出海”到“体系出海”，对企业能力提出了质的跃升要求。体系化经营意味着企业需要具备区域市场的持续经营能力、属地化的人才与管理体系、跨文化的沟通协调能力，以及对目标市场法律、税务、劳工政策的系统认知。这些能力的建设周期长、投入大、风险高，客观上决定了并非所有企业都具备“体系出海”的条件。中国勘察设计协会原理事长施设曾对此有过审慎的提醒：“‘走出去’并不是所有中国设计咨询企业的必需选择，而是一定是有实力、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如果一窝蜂涌入国际市场，会引发无序恶性竞争。”
从“十五五”规划的战略部署到全国住房城乡建设工作会议的明确要求，从商务部等19部门的专项政策到各地方的创新实践，勘察设计企业“走出去”正获得越来越系统、越来越有力的政策支撑。这套政策体系不是零散的鼓励性文件堆砌，而是一个涵盖战略规划、制度建设、标准对接、金融支持、风险防控、国际合作等多维度的系统工程。政策框架已经搭建，但从“文件里的政策”到“项目里的能力”，中间仍有不短的距离。这段距离的缩短，既取决于政策协同的深化与落地机制的完善，也取决于企业能否将政策机遇转化为自身的国际化能力。二者之间的这种相互成就，或许才是“走出去”真正走向成熟的标志。
来源：中国勘察设计杂志，作者：北京德恒（南京）律师事务所 颜妍
